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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妻离开延安后加入军统,丈夫44年后接到组织通知:她不是叛徒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 2022-07-14 11:59

1939年10月,有一位叫黎琳的革命女青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结识了中央马列学院政治经济研究室工作的男青年李清。

共同的革命愿景,让两位年轻人互相欣赏,并谈起了恋爱,经组织同意后,两人不久后成婚,成为革命伴侣。

然而新婚后没有几天,黎琳有一天晚上突然回家跟丈夫告别,说自己要一个人前往成都,李清当然要问她做什么。

黎琳严肃地说:“机密任务,不能多说!”

李清因此并没有多问,对于不该问的事情,那就不要多问,李清说道:“放心工作吧,我在延安等你回来。”

黎琳回到成都后,还给李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独自坐在嘉陵江边,看见天空中北飞的大雁,我在河滩上写下你的名字,多么希望大雁看到,带给远方的你……”

让李清没有想到的是,彼此传递几封信后,就再也没了妻子的消息,这让李清十分着急,不久,李清就意外得到消息,他的妻子黎琳叛变了。

出现这样的情况,似乎是可以理解的,黎琳给人的印象是家庭条件很好,刚来延安的时候,一点苦头都吃不得,会不会是吃不惯延安的苦,又回到了成都过大小姐的日子了呢?

这个猜测被在成都工作的地下党证实,有一位叫杨梦萍的女同志是黎琳的同学,有一天杨梦萍在成都街上看到身穿一身浅咖啡色西式连衣裙,头戴法兰西绒帽,腿上穿着紧绷绷的丝袜,脚上穿着一双高跟鞋,完全一副小资的模样。

除此之外,还有在重庆工作的同志见到黎琳跟军统的人打得火热,经常出入军统。

尽管组织上从来没有公布过黎琳叛变的事情,但是很多认识黎琳的人通过这些所见所闻,都可以得出结论:黎琳叛变了!

对于这样的事实,丈夫李清一直不敢相信,然而却再也没有妻子的下落,一直到1983年,李清才得知组织的统治:黎琳不是叛徒,她为革命牺牲了,她离开延安后用的名字叫张露萍。

得知这个消息,李清十分震撼,制造军统电台案的张露萍,竟然就是自己的妻子黎琳。

原来黎琳的原名叫余家英,到延安时改名为黎琳,后来回四川执行潜伏任务时改名为张露萍。

余家英也好,黎琳也罢,亦或者是张露萍,她的身上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什么真实身份在1983年才得以揭开?

张露萍是四川崇庆县人,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私塾教书,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张露萍得以到县城的学校读书,在校期间,张露萍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来。

1937年,年仅16岁的张露萍经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的帮助,前往延安,在到达延安前,曾有同志问张露萍为什么要去延安,那里很艰苦,能坚持下去吗?

张露萍回答说:“延安是抗日的中心,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我到延安是为追求真理,为了摆脱罪恶的家庭,连死都不怕,还怕苦吗?”

到达延安后,张露萍并不能一时适应延安的生活,曾在给同学的信中吐露说:“想吃成都的米花糖。”

尽管如此,张露萍很快适应了延安的生活,张露萍曾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你们的孩子每天能背三十几斤重的包裹爬八十几里的山路了!”

在延安抗大学习期间,张露萍因为声音洪亮,被选为小组组长,那时候每次全校齐聚操场时,各队都要互相拉歌,大家都喜欢她指挥的抗战歌曲《拿起刀枪干一场》,因为她带头劲头十足,整个大队的声音都很响亮,博得全场掌声,从此,很多同志都开玩笑叫张露萍“干一场”。

在延安学习的这段日子,是张露萍最开心的日子,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与李清产生了爱情,并结为夫妇。

1939年10月,张露萍受组织派遣回四川工作,不久,转移到重庆,与在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接上了联系。

因为张露萍的大姐是一位叫余安民的川军将领的三姨太,组织上想利用张露萍的这层关系,要她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

就在张露萍要开展工作时,负责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叶剑英,交给张露萍一件很艰巨的任务。

当时军统电讯处科员张蔚林、电讯总台领班冯传庆与中共南方局取得了联系,他们同情和向往共产党,因此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经过组织考察,张蔚林与冯传庆于1939年10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张蔚林与冯传庆工作在国民党军统电讯处,想要向外传递情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叶剑英因此想要找一个负责张蔚林与南方局联系的同志。

叶剑英

然而想要找到这样一位同志十分困难,这位同志必须是能够打入到军统内部的,还要对党组织绝对忠诚的,正在叶剑英绞尽脑汁的时候,张露萍到曾家岩来汇报工作。

回到四川后,为方便开展工作,张露萍特意穿得小资一点,与在延安时完全不一样,叶剑英在延安时就给张露萍上过课,此时见到张露萍像换了个样子,吃惊地说:“这不是那个‘干一场’吗?”

叶剑英看到张露萍穿得十分时尚,完全不像是在延安待过的同志,于是就想让她来负责军统电讯处的情报传递工作。

在征得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同意后,张露萍的组织关系调入南方局,受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任务就是打入敌人的心脏部位。

张露萍知道这是一份很危险的工作,但是为了革命胜利,她毅然接受了任务,并从此与所有的同志切断了联系,包括丈夫李清。

叶剑英给他安排了三项任务,第一是领导领导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等人的工作,组成特别支部;第二是潜伏在军统电讯处,伺机将情报传递给南方局;第三是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

为了便于潜伏,张露萍新的身份是张蔚林的“妹妹”,所以,在潜伏期间,她将名字由黎琳改为了张露萍。

当时重庆是国民党的战时首都(陪都),在国民政府工作的大小官员时常有亲友从外地来投亲是很正常的事情。

有了这样一个远道而来的“妹妹”,张蔚林自然不能总待在电讯处总台宿舍,因此在牛角沱附近租了两间房子,两个人居住在那里。

由于张露萍长得很漂亮,又很会说话,到过军统几次后,就与军统的人打得火热,从而有机会将张蔚林获得的情报传递给南方局。

除了传递情报外,张露萍还要完成在军统内部发展党员的任务,在张露萍的努力下,军统电讯处的报务员杨洸、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四人秘密入党。

戴笠做梦都不会想到,中共地下党已经发展到他的眼皮底下,很多国民党的核心情报都被张露萍传递出来。

有一次戴笠给胡宗南发去一封密电,军统准备派遣一个小组,携带美制小型电台穿过胡宗南的防区,潜入到陕甘宁边区从事情报活动。

在被张蔚林截获后,立即被张露萍传递给南方局,延安方面当即有了准备,等到军统的特务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等待在那里的军民抓获。

除此之外,张露萍屡屡破坏军统特务的行动计划,在1940年1月,军统特务发现了中共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狡猾的军统特务并没有及时抓捕,而是打算放长线钓大鱼,将更多的中共地下党抓捕起来。

张露萍截取到情报时,距离特务们进行抓捕行动的时间比较接近了,张露萍考虑将情报按照常规程序传递完成,那么,这个联络站肯定早已被端,为了挽救自己的同志,张露萍连夜赶到天官府街,留下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便匆匆离开。

联络站的同志们随即进行了转移,等到军统特务赶到的时候,联络站早已人去楼空。

在军统行动失败后,戴笠觉察出问题所在,不自觉倒吸一口凉气:“难道我军统内部有人通敌?共产党在我眼皮底下按上炸弹!”

蒋介石得知这个情况后,当即对戴笠发怒,要戴笠一定要将军统内部的中共地下党揪出来。

在戴笠对军统内部进行排查时,危险很快到来,1940年3月,张蔚林在工作时烧坏了一台收发报机的真空管,引起军统其他特务的怀疑,于是将其关押了起来。

张蔚林担心身份暴露,于是想办法跑了出来,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请求帮助。

办事处的同志经过分析后,认为烧坏真空管是正常的工作失误,敌人怀疑是正常的,在排查过后就会放他出来。

于是张蔚林返回军统找到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然而张蔚林逃跑这个行为却坏了事,老谋深算的戴笠本来并未怀疑张蔚林,但是见到张蔚林逃跑,认为其心中有鬼,于是就命人去搜查他的住处,在他家发现很多情报,发现他是共产党员的事实,在张蔚林去董益三那里时,直接将其抓捕。

张蔚林被捕时,冯传庆打算从军统电台撤离,却也被埋伏好的特务抓捕起来。

军统电讯处立刻展开清查,中共在军统电台的特支成员相继被捕,只有张露萍当时经组织批准,回成都探亲躲过一劫。

然而,军统知道张露萍虽然年纪小,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为了诱捕张露萍,特务们以张蔚林的名义给张露萍发去电报“哥病重速回”。

张露萍不知道张蔚林等人被捕的消息,还以为是特支出了什么事情,于是火急火燎地赶回重庆,没想到刚到重庆就被军统特务直接抓捕。

这就是当时轰动整个重庆的,国民党“军统电台案”,尽管戴笠将特支成员全部抓捕,但是此事对戴笠的震撼也是极大的,蒋介石当即大骂戴笠:“你说军统打入共产党,如何厉害,实际上共产党插入我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

为了找回面子,戴笠决定利用张露萍做文章,以张露萍为诱饵,抓捕更多的共产党。

于是,戴笠下令将张露萍释放,实际上却暗中布下天罗地网,就看张露萍与谁接触,张露萍对军统的一些伎俩十分清楚,被放出后从容走在大街上,领着特务兜圈子,见计划落空,戴笠只好下令再次把张露萍抓起来。

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戴笠决定用酷刑,让特务们对张露萍大刑伺候,然而张露萍却不肯交待任何有用的情报。

见短时间内无法敲开张露萍的嘴,戴笠就下令将张露萍等电台案的地下党送到贵州息烽集中营,打算长期对张露萍进行折磨。

据军统特务头子沈醉被特赦后在回忆录中提及电台案称:“戴笠一直对此咬牙切齿,恨恨不休。”

息烽集中营设在距离贵阳64公里处,地处息烽县城南6公里,是抗战期间国民党设立的关押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最大秘密监狱,对外却挂牌称“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

有人曾将国民党的几个知名监狱划等级,望龙门看守所被称为小学,渣滓洞和白公馆则是中学,而息烽集中营则被称为大学。

在息烽集中营中,设有里三层外三层的警卫,里面又分为8个监房,监房按照“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字命名,其中“义监”是女监,张露萍就被关押在这里,编号为“253”。

和张露萍一块关押的还有杨虎城将军秘书、中共党员宋绮云的夫人徐林侠及其幼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黄彤光、黎洁霜、周大泉、徐宝芝等难友。

在转入息烽集中营之前,张露萍就在重庆遭受过严刑拷打,转到息烽时,又戴上了厚重的脚镣,行动起来十分不方便。

尽管身体和精神上遭受着双重折磨,但是张露萍却并没有被反动力量所吓倒,反而经常给同监的难友讲在延安学习时的见闻,给大家鼓劲。

同监舍中,有一个叫周大全的湖北女孩,当时只有16岁,经常在监舍中与看守对抗,张露萍比她大一点,因此很关心她,有一天晚上,周大全听到哭泣的声音,第二天就问张露萍:“萍姐,你昨晚哭了吗?”

张露萍笑着说:“我不会哭,而且永远不会哭,哭是弱者的表现,我是革命者,活着是为了革命,为了和敌人作斗争,而且斗争到底!”

其实张露萍被捕的时候也不到20岁,也还是一个孩子,怎么可能不会哭,但是她知道,自己必须坚强起来,不能把自己软弱的一面展露出来,同时,她还要肩负起照顾其他难友的责任。

当张露萍得知一块被捕的电台特支成员赵力耕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再加上严刑拷打,身体很快垮掉了,立刻将自己手指上戴的金戒子摘下来,想方设法请人买来药品和营养品给赵力耕送去。

在张露萍的监舍中,除了女人外,还有两个孩子,一个就是我们熟悉的小萝卜头,还有一个叫孙达孟的小女孩,两个人年纪都很小,尤其是小萝卜出生后不久就跟母亲一块进了监狱,对外面的世界一点都不了解。

张露萍读过书,又很喜欢小孩子,就经常教他们读书写字,给他们讲故事。

当时息烽监狱的伙食很不好,两个孩子都出现了营养不良,张露萍看在眼里,十分心疼,就把自己的食物分出来一部分给孩子。

在艰苦的牢狱生活中,张露萍与大家产生了很深的情感,小萝卜头和孙达孟都叫张露萍“张阿姨”,每天缠着她给自己讲故事。

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张露萍在狱中用文艺特长,与敌人进行长期的斗争,在狱中,张露萍参加演出了《女谍》《日出》等话剧,宣传抗日爱国思想。

国民党反动派将张露萍关押到息烽集中营是想从她的口中得出有用的情报,然而一直到1945年6月下旬,也没有成功,戴笠认为张露萍等人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于是给集中营的看守发来密电,要将张露萍等人杀害。

1945年7月14日,天刚刚亮,女监舍的看守就让张露萍收拾行李,说要转押到重庆去。

尽管反动派还在编造谎话来欺骗张露萍,但是她从看守的表情就已经猜到敌人要对她动手了。

到行李房后,看守将抓捕她时穿戴的衣服送还给她,那是她刚到重庆时穿的一套很好看的衣服,还有一枚红宝石戒指。

张露萍是一个爱美的姑娘,知道自己就要走了,不但穿上这些漂亮的衣服,还让难友黄彤光再给她化化妆。

黄彤光拿着口红,手不停地颤抖,张露萍却安慰她说:“你不要难过,我知道我要到什么地去,我现在心中很坦然。”

随后,张露萍与张蔚林、冯传庆等7人一块被押上一辆车子,当车子行驶到快活岭军械被服仓库前时,看押人员说要装一些被服到重庆,叫大家都下车等着。

等到张露萍等人刚下车走到仓库门前时,特务们的枪声响起,张露萍和六位战友中弹倒地,在中枪后,张露萍转过身来大声对特务们喊到:“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特务头子急忙掏出手枪又给张露萍补了几枪,张露萍才彻底倒下,那时她才24岁。

尽管国民党特务将此事做得密不透风,但还是很快传回了息烽监狱,难友们悲痛万分,原李济深的秘书李任夫在一块小牛角片上刻下“253.1945.7.14”。

因为大家不知道张露萍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她编号是253,后面的日期则是她牺牲的日子。

在重庆解放后,中共西南局成立了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专门负责西南地区牺牲的烈士资格审查工作。

由于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西南地区还要清剿那些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匪特,各部门都很繁忙,而评选烈士又是一个很严格的事情,当时组织上定下规则,评审烈士必须具备三项条件,第一是要有生前斗争经过;第二要有被捕后坚贞不屈的事迹;第三是牺牲时是英勇就义的。

到1950年1月15日,重庆市召开烈士追悼大会时,只宣读了236名烈士。

张露萍等7人在被捕后并未暴露身份,烈士资格委员会于是将张露萍等人暂时评价为“军统电台工作人员与新华日报及重庆办事处有联系,不提名”。

也正因为张露萍执行任务过于机密,一直没有披露,因此在很多档案里,他们头上还顶着“军统特务”的名号。

直到1981年承担“红岩英烈”研究、宣传任务的“重庆美蒋罪行展览馆”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了一封恳请复查未定性人员烈士资格的信,引起中央组织部的高度重视。

不久,四川省委组织部组成调查组,专门开展复查工作,在复查工作中,与张露萍相关的军统电台殉难人员的身份认定最为棘手。

调查组的同志经过长时间的走访调查,终于将张露萍从成都到抗大学习,后被派回四川执行潜伏任务经过。

然而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也有,那就是张露萍究竟是谁派到军统电台执行任务的?张蔚林、冯传庆等人是否为南方局送过情报?

正在调查陷入僵局时,在南方局机要科工作的童小鹏给调查组带来一个有用信息,那就是向雷英夫同志打探此事,雷英夫同志在抗战时是中共南方局军事组的成员,又曾担任过叶剑英元帅的军事秘书。

1983年7月5日,调查组的同志登门拜访雷英夫,当他们询问张露萍的事情时,得到肯定的答复:“张露萍、冯传庆等殉难的军统电台特支成员肯定是中共党员。”

随即,雷英夫就将南方局派张露萍到军统电讯处与张蔚林、冯传庆等人联系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调查组。

为慎重起见,雷英夫亲自打电话给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寻求叶帅的看法,叶帅得知是在调查张露萍的身份,激动地说:“张露萍不就是那个‘干一场’嘛?”

为了让张露萍的身份能够为更多人知晓,叶剑英几天后接见了调查组的同志,并亲自做证实,将委派张露萍打入军统电讯处的经过写成文稿,自此,有关张露萍的身份问题才真相大白。

对于电台特支,雷英夫说道:“……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对于中央和南方局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而对于张露萍,雷英夫更是直接作出评价:“她由延安来,经南方局军事组派出,并归军事组领导,派出后工作表现很好。”

很快,张露萍及其他六名电台特支人员都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而已经担任交通部部长的李清,也终于得知了自己的妻子从始至终也没有背叛革命,反而为革命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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